1918年，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作了一次演讲，题目是《美国的妇人》。他说：
依我的观察，美国的妇女，无论在何等境遇，无论做何等事业，无论已嫁未嫁，大概都存一个“自立”的心。别国的妇女大概以“良妻贤母”为目的。美国的妇女大概以“自立”为目的，“自立”的意义，只是
要发展个人的才性，可以不倚赖别人，自己能独立生活，自己能替社会作事。
胡适认为，“这种观念是我们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。”这种风气，倘能传播开去，便会“渐渐的造成无数‘自立’的男女，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的一个‘人’，有该尽的义务，有可做的事业”。这些看法，虽不足以解说妇女的全部问题，但传输了女子解放发展的最基本精神。
一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胡适先后对多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了考证研究，取得了极大成绩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有一部胡适预言“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；……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”的著作，并未能引起相应的注意。这部古典名著是《镜花缘》；他研究论文的题目叫《〈镜花缘〉的引论》。
在“引论”开篇，胡适便写出“李汝珍”一节，从多种材料的勾沉梳理中，考证出《镜花缘》的作者是京兆大兴县人氏李汝珍。之后，胡适写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章节“《镜花缘》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”。
胡适说：“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。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，他的《镜花缘》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。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，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，平等的教育，平等的选举制度。”（“答案是”以下每字下面均有重点号）
说一位清代人氏的作品有这样的宗旨，真是石破天惊！胡适意识到可能有人会对此结论不以为然，赶紧补充一句：“我是最痛恨穿凿附会的人，但我研究《镜花缘》的结果，不能不下这样一个结论。”既然如此，我们也不妨用胡适为文的口吻，说一句：拿出证据来。
胡适说，“我们先要指出，李汝珍是一个留心社会问题的人。这部《镜花缘》的结构，很有点像司威夫特的《海外轩渠录》（笔者按：今译《格列佛游记》），是要想借一些想象出来的‘海外奇谈’来讥评中国的不良社会习惯的。”胡适的举证是《镜花缘》第十一、十二回中“君子国”的一大段，这些段落中提出了十二个社会问题。其中第十条“妇女缠足”和十一条“用算命为合婚”，胡适认为不仅是很有见解的观察，甚至是最为精彩的。胡适征引“妇女缠足”一节：
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。始缠之时，其女百般痛苦，抚足哀号，甚至皮腐肉败，鲜血淋漓。当此之际，夜不能寐，食不下咽；种种疾病，由此而生。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，其母不忍置之于死，故以此法治之。谁知系为美观而设！若不如此，即为不美！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，额高者削之使平，人必谓为残废之人。何以两足残缺，步履艰难，却又为美，即如西子、王嫱皆绝世佳人，彼时又何尝将其两足削去一半？况细推其由，与造淫具何异？此圣人之所必诛，贤者之所不取。
对此两节，胡适认为：“这两项都是妇女问题的重要部分；我们在这里已可看出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热心了。”
二
《镜花缘》是一部小说，所以，“李汝珍对于女子问题，若单有君子国那样干燥枯寂的讨论，就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了”。胡适认为，《镜花缘》里最精彩的部分是女儿国的这一段。这大段的宗旨只是“要用文学的技术，诙谐的风味，极力描写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，残酷的，不人道的待遇”。胡适甚至说：“这个女儿国是李汝珍理想中给世间女子出气伸冤的乌托邦。”
这个女儿国，读过《镜花缘》原著的人都知道，是个一切以女子为主的国度。在这里，男人穿上衣裙，在家里“治内事”；而女子，穿上靴帽，在外主事。胡适认为：“这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根本见解：今日男尊女卑的状况，并没有自然的根据，只不过是‘自古如此’的‘矫揉造作’，久久变成‘自然’了。”为了证明人是“矫揉造作”而来，书中还设计了一段绝妙的情节：一个去女儿国参观的人（林之洋），被女儿国王看中，选为王妃。可是，他不似女儿国的男子那般“矫揉造作”，所以必须加以改造治理。这个过程，描述得相当细致，足以引发对现实女子的生存状态进行反省。
首先，林之洋由宫娥预备香汤，沐浴一番，接着化妆。“穿耳”是由几个身高体壮、满嘴胡须的宫娥紧紧拽住，左耳一下，右耳一下，疼得林之洋大叫连声。接下来是缠足。这情节，笔者小时候听家里老保姆讲过，可没有《镜花缘》描述得这么细致。等到缠毕，脚便如炭火烧一般，痛不可耐。这等受虐待，最初当然是要反抗的。林之洋晚上便自行将缠布放开，结果招致一顿毒打。不过几十天的功夫，“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，业已流尽，只剩几根枯骨，两足甚觉瘦小。”
读到这一节，让人恐怖。可以想见，胡适在文章中多引原文，只是想让人们看看，今天社会的女子，就是长期这般“矫揉造作”而成的，一切皆非天意。而《镜花缘》中：“几十天的‘矫揉造作’，居然使一个天朝上国的的堂堂男子，向那女儿国的国王，颤颤巍巍的‘弯着腰儿，拉着袖儿，深深万福叩拜’了！”胡适对此感慨万端：“几千年来，中国的妇女问题，没有一个人能写的这样深刻，这样忠厚，这样怨而不怒。《镜花缘》里的女儿国一段是永远不朽的文学。”
三
《镜花缘》书里对于妇女问题的反映，不仅有女儿国，女权伸张的一个乌托邦，还有一个黑齿国――女子教育发达的一个乌托邦。黑齿国中，无论贫富，都以才学为高为贵，不读书的为贱。就是女人也是这样。有一个外来的男子，看轻这里的女性，可与她们讨论学问时，结果却“面上红一阵，白一阵”，万分狼狈。看到这里，胡适高兴地说：“这样恭维黑齿国的两个女子，只是著者要我们注意那个女子教育的乌托邦。”
李汝珍在《镜花缘》的二十五回里，写了一个两面国的强盗山寨继而提出了一个颇为重大的妇女问题：男权社会里男女贞操的“两面标准”（今天所谓“双重标准”）问题。胡适以为，此问题先前也有人谈过，但“三千年的议礼的大家，没有一个人能有李汝珍那样明白爽快的”。这还不算，《镜花缘》五十一回里，两面国的强盗头子想要收妾时，被自己夫人一顿好打，还训斥一番：“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。”“假如我要讨个男妾，日日把你冷淡，你可欢喜？”胡适认为，这强盗夫人说得有理，推己及人，用一个单纯的贞操标准：男所不欲，勿施于女；所恶于妻，毋以取于夫。这叫做“忠恕之道”！
就算这几个妇女问题的提出，似还不能说妇女问题已经触及到了根本。从《镜花缘》里，胡适还寻到了有关女学和女权的内容。在胡适看来，《镜花缘》里，对于武则天，只有褒词，而无谤语。
李汝珍借着武则天的名义，来为女子行“德政”，有相当深刻精微的地方。例如，他设计了十二条恩旨。其中除去旌表贤孝的妇女、旌奖“悌”的妇女、旌表贞洁、赏赐高寿妇女等一般条目外，还针对大内宫女，设定出“凡入宫五年者，概行释放，听其父母自行选配”，并针对贫家女子，设造“育女堂”，“凡幼女自襁褓以至十数岁者，无论疾病残废，如贫不能育，准其送堂，派令乳母看养。甚至还针对妇女生理特点，“命天下郡县延访名医。各按地界远近，设立女科，并发御医所进经验名方，配合药料，按症施舍”。这些对妇女的基本方面的尊重设置，的确如胡适认识的，“都是很重要的建议”。
保障女子的基本权益，似乎还不够。李汝珍还让武则天创办男女平等的选举制度。叙述到这里，胡适特别强调：“注意，我说的是选举制度，不单是一个两个女扮男装的女才子混入举子队里考取一名科第。李汝珍的特识在于要求一种制度，使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用文学考取科第。”“一种女子选举制度，一方面可提供女子教育，一方面可引到女子参政。”李汝珍笔下的女子选举制度，有十二条之多。胡适称颂说：“这种制度便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总解决。”
四
胡适考证，李汝珍写作《镜花缘》约在1810年至1825年之间，也就是清朝嘉庆、道光年间。这个时期，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虽然感到思想的压抑和制度的无望，可如李汝珍这样较为全面提出数千年来少有人关注的妇女问题，并加以深刻解剖，开出药方的学人，真可谓凤毛麟角。胡适看重、推崇的，正是这一点。他在文章中不吝文辞，对李汝珍及其著述作了绝高评价：
三千年的历史上，没有一个人曾大胆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作公平的讨论。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，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，费了十数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。他把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大胆的提出，虚心的讨论，审慎的建议。他的女儿国一大段，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；他对于女子贞操，女子教育，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，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。
胡适当时刚从美国回来未久，因为大力推动“文学革命”，已有声名。对于《镜花缘》提出的妇女问题，他相信会因自己的阐发而引起相当反响的，在文章末尾，他自信地说：“这是我对《镜花缘》的预言。也许我和今日的读者还可以看见这一日的实现。”
时至今日，我们不得不说，胡适的预言，有些落空了。即使在今天，能充分意识到《镜花缘》中男女平权价值的读者，为数不多；以此角度来研究这部古典小说的学者，亦用得上“凤毛麟角”这个词。因此，我们不仅可以深刻感受《镜花缘》著者李汝珍的先觉和寂寞，同时也为胡适重估古典作品的睿智眼光感慨。读了《镜花缘》，读了胡适《〈镜花缘〉的引论》，即使在“女权”观念已有长足进步的今天，笔者仍赞同胡适的预言。对于李汝珍这位中国女权思想的先驱，对于胡适这位“文学革命”的舞动大旗者，我们除去表示由衷的敬佩，还有将他们“预言”变成现实的努力责任和义务。这，或许是我们试着重新揭开这篇距今已八十多年的《〈镜花缘〉的引论》的驱动力。
